摘 要：类型特色是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稳固其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位置的关键。从强化到优化的导向，证明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发展开始从政策认定阶段转向内涵探索阶段。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前提是构建稳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始终坚持中职的基础性地位、大力提升职业专科教育质量、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同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内外部衔接通道；核心是按照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管理职业教育，建立基于类型特色的管理体制，要积极探索跨部门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教育治理格局；关键是推进教育平等，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公平性。
关键词：类型定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管理体制；教育平等
长久以来，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衍生物”和“附属品”，与其他类型的教育相比要面临更多挑战。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职业教育已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2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其重要性日益被国家所认识，“十三五”以来，党中央逐步将职业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政策角度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以类型教育为基点，强化类型特色是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稳固其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位置的关键。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以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更加成为业内共识。从强化到优化的导向，证明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发展开始从政策认定阶段转向内涵探索阶段。虽然政策的颁布使得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开始初步确立，但这一地位仍处于不稳状态。如何在实践中优化类型定位对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构建稳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基于类型特色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关键是要逐步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教育系统中享有同等地位。
一、优化类型定位的前提是构建稳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要求把职业教育看作一种教育类型，不只是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且要求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体系，这才是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最为完整的涵义。稳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特征是在职业教育内部建立完整的办学层次并明确其定位，进而完善职业教育内外部衔接通道，形成中职、职业专科和职业本科有机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
（一）坚持中职的基础性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奠定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框架，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我国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刻变革，明确了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力争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人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这一论调确定了今后乃至未来我国坚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基本要求。而世纪之交，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历史转折期，中职招生规模大幅度滑坡，虽然政府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各界也提出了诸多应对策略，但此后的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处于“地位不稳，招生艰难”的办学状态。这种状态严重制约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甚至有省市开始动摇职普比大体相当这一基本要求，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中等职业教育，甚至传出废除中等职业教育的声音。中等职业教育的存在正在遭遇严峻的学理质疑，这比其他任何因素对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带来的威胁都要严重。
从产业发展需求角度看，一项针对工业机器人应用岗位、核心技术和人才需求的调查研究表明，机器换人之后会相应产生一批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中，对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需求比例为31%。从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角度看，技术知识的独立性以及应用型人才结构与能力特征的变化都要求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由就业导向的经济功能转向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性教育功能。从社会需求角度看，社会对学历的需求整体出现高移倾向，中职就业导向与学生升学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总而言之，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是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功能转变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稳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实现中职的基础性转向是一项挑战性极大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与配合。首先，坚持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基本政策不动摇。招生难和生源规模不稳定一直是制约中职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学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而学生和家长受“重知识轻技能”与“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倾向于优先选择普通高中，这对中职招生来说无异于致命打击。而中职招生比例不稳定将会直接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试想，如果中职生源数量以及质量难以为继，谈何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优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其次，畅通中职生升学通道。中职学生缺乏升学深造的途径造成了其在就业市场的弱势地位，难以谋求到有吸引力的岗位，“中途终结”成为职业教育地位低的根本原因。因此，畅通中职生顺利进入专科层次或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学习的通道至关重要，其中关键是要在政策上取消职业专科、职业本科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限制。如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限制，允许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这一政策为中职生提供了更多升学机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职教育的吸引力。最后，改革课程教学。长期以来，中职在“以就业为导向”理念的指导下，课程教学的设计更多强调要对接岗位需求，注重操作技能的学习。而注重基础性功能的中职在开发课程时应明确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增加基础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的传授，在设计教学时应从注重单纯的技能训练向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转变。
（二）大力提升职业专科教育质量
职业专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职业专科教育规模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高等教育大扩招更是为专科教育带来了快速发展机遇。2000年我国高职（高专）学校仅有442所，而至2019年，高职（专科）院校已达到1423所（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956所），占高等学校的比例为48%，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从根本上改变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
职业专科教育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内涵建设的议题开始被逐渐提上日程。我国先后实施了系列质量提升工程，内涵建设重点在于转变高职课程结构。课程结构由仿照传统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体系的课程组织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体系为主的能力本位课程模式，如项目课程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等。经过多年的内涵建设，我国高职教育在课程结构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课程改革已导致高职院校进入了改革疲劳期，由于缺乏对内涵建设内容与思路的清晰认识，职业专科院校在大量重复性、低效无用的建设任务中逐渐感到迷惘。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专科教育质量必然成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政策导向。
今后的职业专科学校内涵建设应在原有基础上寻求突破。首先，要提高职业专科院校的研究水平。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集中于“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位一体，其中研究是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所区别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关键。职业专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一分子的属性，内在地要求其提高研究能力。强调学术研究，一方面能够深化教师对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理解，为学生带来直接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从事研究的教师来讲，用学生可以理解的术语阐述自己的研究发现并与学生进行互动讨论，有助于丰富自身的研究成果并有效提高教学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职业专科院校的研究方向应区别于普通高校，避免低层次复制普通高等教育中以高层次高理智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纯粹性科学研究，而是要以应用型研究为主，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同促进技术与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其次，要加强课程内容建设，开发技术知识。职业专科教育的课程建设要从课程结构的改革深化到课程内容开发，否则课程建设将会流于表面，且已取得的课程结构改革成果也将由于缺乏课程内容而难以为继。课程内容开发的关键是要开发技术知识，技术知识开发模型包括知识需求、知识层级和知识载体三个维度。明确技术知识的需求定位可解决哪里需要技术知识的问题，明确技术知识的层级结构可解决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知识的问题，明确技术知识的存在载体可解决哪里能够获得技术知识的问题。
（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前提是要深刻理解其内涵和性质，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在此基础上走出职业本科的特色发展之路。职业本科在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在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职业性”和“高等性”是其本质属性。职业本科教育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应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理解职业本科教育要先明确什么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培养面向生产第一线，能将科研创新成果在生产一线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其人才培养逻辑是基于职业逻辑，强调从工作实践所需要的职业能力要求出发培养人才。而职业本科作为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应坚持“职业性”，避免在办学过程中盲目模仿普通本科学校而导致发生“学术漂移”，这是其区别于普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的关键。
第二，坚持“高等性”，职业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延伸到本科层次的结果，在人才培养定位上，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的人才在性质上和能力结构上应高于职业专科。智能化时代催生了很多新的产业和岗位，这些新的岗位对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以及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应培养能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生产过程中日益复杂的问题情境并且具有技术创新思维的专业性技能人才。
第三，职业本科教育应坚持以优质高职升格为主要办学路径。职业本科教育在初始发展阶段主要包括新增和升格转设两种主要途径，其中新增本科院校在短期内办学较为困难，难以实现短期内的规模化发展，因此前期的办学重点应集中在升格转设。升格转设包括两种路径：一是普通本科或二级学院转设，二是由优质高职升格。普通本科在转设过程中，由于两者分属于不同教育类型而存在着天然隔阂，从学术培养逻辑转变为职业培养逻辑必然在实践中遭遇种种问题。而高职与职业本科“同宗同源”，同属一种教育类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具有共通性。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应优先选择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这是实现职业本科教育规模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
（四）完善职业教育内外部衔接通道
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仅指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三个层级职业教育的发展，而是要在三段职业教育之间形成紧密的内部联系，同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与外部的衔接通道，这才是确立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关键。建立类型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内外部衔接，既是构建稳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制度建设，更是实现职业教育类型地位从强化到优化的重要改革任务。
第一，在国家层面对“职教高考”制度进行顶层设计。职教高考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解决中职生公平升学问题，同时也有助于高等职业院校获得稳定且高质量的生源。现有的职业教育升学路径尽管类型多样，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三校生高考、自主招生、中高中本贯通等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职生升学的比例和自主选择或调换专业的自由，并且这几种升学途径多为各省市行政干预的结果，其稳定性和统一性无法保障。而以普通高考为主的路径，采取的是分批次投档录取机制，高职高专录取批次在本科批次之后，这意味着无缘上本科学校的学生要想有学上不得不选择高等职业院校，这会直接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质量。同时，普通高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方式，考试内容以文化科目笔试为主，这对于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的中职生而言无异于变相增加了考试难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职生的升学。因此，必须设立普、职独立考试的招生制度。在国家层面设计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既可以保证考试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也有助于解决中职生升学困难和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质量低下的问题。“职教高考”制度需由国家统筹规划，制定统一的考试框架，各省市可以在基本框架内因地制宜，凸显区域特色。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职教高考”应设计统一的规则或运作模式来规范个体行动，如在考试内容方面确定不同专业大类的考试课程及标准、在考试运作过程中规定统一的考试时间和考试流程、在录取方式上采取统一的录取标准和要求等。在考试内容方面，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侧重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实践操作等内容的掌握情况。考试形式上，包括以文化素质为主的笔试和以职业技能为主的实践操作，笔试内容也应区别于普通高考，坚持实践导向，以工作情境中的工作知识为主。
第二，维护公平应成为职教高考制度存在的基石。公平自古以来便是贯穿各类考试制度始终的主旋律，只有公平竞争才能真正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推动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进步。以往的中等职业教育强调“就业导向”，为了促进中职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实现就业，高等职业学校在招生时都会有意识地限制中职生升学比例，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其合理性，但从本质上讲，限制学生升学违背了教育公平，这也是职业教育屡遭诟病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职业教育体系化建设阶段，应建立公平、公开的考试制度，保障职业教育真正做到面向人人。维护公平应做到以下两点：首先，“职教高考”的生源应开放，以中职应届毕业生作为生源主体，取消高等职业学校对中职生的比例限制，同时“职教高考”也应满足普通教育应届毕业生和社会性生源的深造需求，允许一切符合报考要求的人员报考。其次，在录取比例方面，“职教高考”的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报考人口的差异，录取规模向偏远贫困地区和人口大省倾斜。
第三，“职教高考”应助力中高职纵向衔接和普职横向融通。在职业教育内部，随着高职扩招和职业本科的快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由就业导向逐渐转变为职业基础教育，为学生进一步升学深造奠定基础，“职教高考”制度打通了中职应届毕业生顺利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通道。通过“职教高考”反推作用，在教学内容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界线及其衔接关系。在职业教育外部，“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应尝试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建立融通关系。一是在生源方面，允许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应届毕业生自由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是“职教高考”，实现普职生源的自由流动；二是在考试科目的设计方面，可把一部分职业教育中技术性强的课程，如信息技术、机械技术、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国际贸易等专业中的核心课程，纳入普通高考的选考科目，让这些课程在地位上等同于普通高考中的物理、化学、历史等科目。
二、优化类型定位的核心是建立基于类型特色的管理体制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是职业教育治理改革的核心，是国家领导职业教育的方式，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管理保障。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相对滞后导致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极大掣肘，因此建立基于类型特色的管理体制既是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
（一）探索跨部门协调机制，实现统筹管理
我国的学校职业教育始于1902—1904年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初步建成具有类型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变迁。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形成了以统一管理，分工负责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教育部门分管由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改建的职业学校，劳动部门分管技工学校和各种职业训练班。20世纪80年代后期，职业教育管理权逐渐下放至地方政府，形成了国家宏观统筹，地方政府协调、分级管理的基本形式，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参与职业教育管理的积极性。新世纪之后，为了有效协调政府、市场、学校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我国开始注重社会参与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设性作用，逐步形成了政府统筹、地方为主、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建设。我国职业教育管理运行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灵活多样，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职教序列与技工序列依旧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被人为分割，各部门之间协调合作程度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导致了职业教育管理效率低下、资源重复浪费、管理成本大、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职业教育类型地位从强化到优化需要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整合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改善各部门权责界限交叉重合、政出多门、职前职后分割等问题，实现协同合作。在国家层面成立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协调教育部、人社部、产业部等部门间的职教工作，理顺各部门的权责关系，如组织人社部与教育部协同开发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标准，实现职前职后一体化、实施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与发放等；鼓励产业部门配合教育部开发行业岗位能力标准和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等。同时，在教育部内部下设职业教育局，统筹职业教育发展，在体系建设、产教关系、央地权责关系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提高职业教育治理水平。“局”和“司”都属于国家部委的内设部门，虽说在业务方面两者并无较大差异，但在内部管理上，“局”可单设有关的人事处、财务处等部门，而“司”只负责归口业务，其他综合事项则归部委统一管理；在对外协调上，“局”可直接向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有关厅、局发文，而“司”只能负责起草文件，不能直接对外发布。
（二）政府放权赋能，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教育治理格局
首先，政府简政放权，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政府应转变管理观念，角色定位应是有限政府，而不应以“主导者”的身份自居，过分干预和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政府要简政放权，创新管理方式，在参与职业教育管理实践中，明晰政府与学校、企业间的权责关系，通过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形式向公众公示，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及时放权，做到管理上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政府应针对当前职业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积极通过立法推进制度体系的建立，如建立校企合作法律体系，明晰学校和行业企业之间的权责和利益分配，明确规定校企合作维持与退出、违约惩罚等机制，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秩序，提高契约治理水平。同时，政府要实行权力下放，一方面是中央权力向地方下放，调整央地权责关系，扩大地方政府职业教育管辖权，加强省级基于多元化利益的统筹协调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产业形态、市场供需现状、职业教育结构需要等进行特色化处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向职业院校放权，提高学校办学自主权。传统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宽、过死，甚至对学校内部教学、人事安排等超出政府职能和能力阈值的活动进行干涉。政府对学校的超强控制压抑了学校的办学活力，也使学校丧失了办学特色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加剧了学校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直接影响了学校自身办学能力的提升。因此，政府应将学校办学自主权范畴内的职能下放给学校，不断扩大学校的办学空间，鼓励学校内每个机构和大多数员工都能在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积极参与学校事务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自主个体的潜能。
其次，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管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胜任不同岗位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性是其最根本的属性，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应是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动力。因此，职业教育必须秉持开放态度，鼓励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之中。人性在道德意义上和理性意义上的不完美特性，意味着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无法保证掌权者行为和决策的完全正确性。政府应信任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健全社会公众参与职业教育管理的机制并为其提供法律保证和政策支持，明确不同主体参与管理的权限，让企业和社会组织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这无疑会大幅度提升管理效率。如行业企业可以基于产业发展需求对职业学校专业布局、人才培养定位、课程教材开发、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真正实现校企深度合作。
三、优化类型定位的关键是推进教育平等
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类型教育的关键在于与普通教育处于平等地位，这既是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必然路径。所谓的平等既包括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也包括在财政投入方面保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享受同等待遇。
（一）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
职业教育要想真正成为一种类型教育，根本还在于实现职业平等，转变传统的技能人才评价方式，树立“技能型人才也是人才”的科学人才观，承认技能型人才的能力和技能贡献，并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首先，建立以能力为主的技能型人才评价体系。技能型人才评价是解决唯资历、唯学历、唯文凭的错误人才观等顽瘴痼疾的关键举措，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观。技能型人才评价应以考察职业能力为主，注重个体在特定职业和岗位情境中反映出的胜任岗位要求的综合职业能力。在评价内容的设计上，要开发模拟真实工作情境的评价题目，既要关注从事一项工作所需的职业能力，又要能够辨识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显示的隐性工作过程知识或技能。其次，消除体制分隔，改变传统社会地位获得路径。我国长期实施工人与干部二元人才制度，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依据干部、工人等身份进行界定，技能型人才因属于工人群体而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一些体制内工作岗位排斥技能型人才，职业学校毕业生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这极大地限制了个体选择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应在人事制度上进行深度改革，打破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壁垒，允许符合要求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招考，缩小主要劳动力市场对学历要求的限制，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能力确定个体的录用、晋升等标准。再次，进行薪酬制度改革，完善工资激励机制。技能贡献与工资待遇之间的错位是影响青年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地位就要改变不合理的工资结构，相应提高薪酬水平，根据技能贡献确定薪酬等级，真正实现技能等级水平越高，技能贡献越大，则薪酬水平越高。
（二）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公平性
追求公平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教育导向，也是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有效保障职业教育平等地位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作为维系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也就必然成为实现职业教育公平的重要治理空间。虽然近年来职业教育在经费投入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但从现实情况看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李钺锋委员在调研中了解到，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53013亿元。其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投入2871亿元，只占普通高中的一半；高职专科院校投入2758亿元，仅占普通高等院校的19.70%。我国职业教育总体投入在同级教育中占比较少，且投入力度与办学规模严重不匹配，经费不足的现状直接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其次，经费投入区域差异较大。中职及高职高专的总生均教育经费、生均财政教育经费均从京津沪、东部、西部、中部呈梯度递减趋势、且呈中部塌陷态势，京津沪远高于其他地区，且与其他地区的绝对差距在加大。另外，从经费投入效益来看，东部教育投入最高，但规模效益呈现报酬递减的态势，而中、西部两大区域教育投入相对较低，但规模效益呈报酬递增的趋势，说明就劳动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已经达到饱和，而中西部区域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规模效益仍然有上升空间。再次，经费投入形式单一。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投入，行业企业投资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单一的投入机制也是造成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如何完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保障经费投入公平，对于提高职业教育发展质量至关重要。第一，建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逐年递增机制。职业教育是面向行业企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直接影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从实践来看，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依赖于职业院校对实训设备和双师型师资的投入。尤其是汽修、建筑工程等专业，对实训设备和师资的投入要求更高，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相比于普通教育理应获得更多的实训资金投入。国家应不断健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法律法规，根据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实训设备投入、师资投入、实习投入等指标科学确定经费投入规模，建立财政投入逐年递增机制，争取达到同层次普通教育的标准甚至在有些专业可以高于普通教育。第二，促进不同区域经费投入协调发展。资源的公平分配是实现职业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关键。中西部地区和部分欠发达区域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办学条件相对落后，学校设施设备和师资严重不足，极大地限制了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因此，经费投入应有计划地向中西部地区和部分欠发达区域倾斜，通过职业教育助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振兴，以精准扶贫理念为依据，以需求为本位，重点关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经费投入，设立专项扶持机制，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规模效益，为中西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节奏和经济发展速度。第三，完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不仅能够缓解完全依靠国家办学所带来的压力，缓解财政能力有限带来的教育投资经费紧张的局面，还能不断扩大职业院校办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政府的单一依赖，使职业学校自主地向市场寻求更多的办学资源。我国应不断探索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多元融资模式，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民间资本以直接投资或提供实训场所等方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
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22年第2期
*引用格式：吕玉曼,徐国庆.从强化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确立的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02):111-118.DOI:10.16697/j.1674-5485.2022.02.013.